咬紧牙关——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主席兼执行总裁詹·戴利（Mr. James S. Turley）接受香港A PLUS杂志专访
——行业发展研究资料（No.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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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影响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会计职业组织、事务所，以及会计人士已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影响，纷纷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应对。

近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主席兼执行总裁詹·戴利（Mr.James S.Turley）接受香港A PLUS杂志专访，介绍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如何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如何从中抓住机遇的。

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帮助行业会员及时了解当前行业动态和经济发展趋势，指导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更好地为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专业服务，我们对本文进行了编译，现将该文予以编发，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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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二ＯＯ九年八月十日

  

 

咬 紧 牙 关

                        

    詹·戴利（Jim Turley）向陆可欣（Helen Luk, 香港会计师公会《A plus》杂志总编辑）介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如何从中抓住契机。

 

詹·戴利先生在会计领域有着30多年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是什么风浪都经历过。然而，这位资深领导人却承认，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他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困难。詹·戴利现年54岁，自2001年起出任安永全球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这是过去十年来我经历的最糟糕的时期。在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最困难的时期。”身材魁梧、但平易近人的詹·戴利最近到访香港，在接受A Plus的专访时说道，“金融危机中，没有并购活动，没有IPO交易可谈，可支配支出被推迟，面临价格压力等等不一而足，我们都受到了影响”。

詹·戴利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安永度过的。他说，2008年第四季度和今年初，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发展放缓，安永自愿离职的会计师数量比往年少了很多。由于安永还要继续招聘数千名毕业生，这给安永的员工人数的控制带来了挑战。

他解释说：“在整体经济中，几乎没有公司新招聘员工。我们年底的员工总数比年初多，在中国大陆，我们的员工人数增加了近10%。”他补充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每年安永的员工流动率达到15—20%。

为节约成本，安永成为“四大”会计公司中的第一家要求香港和中国大陆8,500名员工在6月底之前进行一个月的无薪休假。戴利坦言，安永当时还不得不“劝退”一些员工，但是他说各个办事处的数量不一样。“离职的人员结构有一点变化，之前多数离职人员为自愿，现在是一些人自愿，一些人离职是经由我们协商进行的。这是少量的裁减，不像一些人想得那么严重。”就此他没有进一步给出细节。

安永也采取公休假计划和无薪休假计划，并在一些办事处提高了工作分摊程度。詹·戴利说保持士气的关键是对员工开诚布公。他说：“我们需要与员工坦率交流，‘现在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大型组织，我们想这样来应对这些问题’”。

戴利说尽管今年底的收入增长会从几年前的两位数减低到一个稍微“温和”的数字，但是安永已经比其它行业发展得好很多。他说：“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中国以及全球面临的困境，再看看我们这一温和的收入增长和员工总数的增长，我们不会也不应该抱怨了。”

詹·戴利坚定地认为，尽管安永处于低谷期，公司不会大幅减少从学校招聘员工的数量，今年计划从中国大陆招聘1,800名毕业生（比往年的2,000名少10%）。他还预计今年受到影响的有工作经验员工的招聘也会很快得到恢复。

他表示：“我们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汲取了教训。我还记得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遇到的问题。如果我们减少学校招聘人数，那么五年后我们就会到处寻找经理级的人员。我们当年因为危机而没有招聘，在我们需要高级别员工的时候，才发现摆在面前的是人才缺口问题。我们当时就决定，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尽可能保持历史招聘水平。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毕业生）就找不到工作，而我们在人才梯队上也会有缺口。”

 

平衡之举

控制公司的员工人数和成本是重要的短期目标。詹·戴利认为更重要的是确立长期战略：“最佳组织能够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

他认为短期来看，公司的首要任务是贴近客户，帮助客户改进风险管理、降低成本或提供合规性服务。

詹·戴利说，在这方面，安永去年大刀阔斧实施的整合方案被证明是金融危机中的明智之举。安永将其在欧洲（E）、中东（ME）、印度（I）及非洲（A）地区全部87个国家的业务整合为一个最大的区域，被称为EMEIA业务区；1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和越南被划分到远东区。安永早在几年前就把美洲29个国家的业务进行了整合。安永坚信，紧凑型的业务运作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和经济多元化区域中全球客户对品质服务的增长需求。

詹·戴利说：“每当我回顾起来就会想，谢天谢地，我们及时做到了。经济危机刚来临的时候，银行业陷入困境……每天亚洲的金融服务业务员工都在互相交流信息，确保其掌握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其他机构的情况，以及亚洲区域内的重要问题。EMEIA区和美洲区也是同样。每天远东区金融服务办事处、EMEIA区和美洲区的领导人都在召开电话会议。”

詹·戴利举了一个例子。一家欧洲金融机构（他不愿意透露是哪家公司）准备进行改革，连夜需要40名专业人士帮助分析其投资组合。他说：“我们当时能够迅速从各个区域调来所需人才，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经济危机进一步凸显出更加快速、更加紧密无间合作的重要性。”

 

重心转移至中国

尽管面临金融危机，詹·戴利认为安永需要与全球资金流方向保持一致，即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

他说：“这一转移会随着金融危机而加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如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中国将会带领世界多数地区摆脱这一危机。”

詹·戴利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卡片，用来提醒他世界人口统计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安永促进多元化这一长期战略的重要性。他取出这张写满数字的卡片，讲解起来：“如果把世界68亿人口看作成100个人，那么分析一下世界就是这样的——其中有89名异性恋和11名同性恋；100人中有61人是亚洲人；5人掌握着世界1/3的财富；80人住在不合标准的房屋中；100人中只有1人接受了高等教育。”

“理解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我们想成为谙熟世界多元性和包涵性的最优秀的公司，欢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这对于安永确实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金融监管

信贷危机已经使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联合起来。詹·戴利说他很高兴地看到，各国的监管机构在解决棘手的金融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例如如何管理对冲基金和金融衍生品（它们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加剧了银行的困境）。

他说：“你能注意到20国集团领导人会面时探讨的是全球监管合作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大大有助于客户和会计行业达成全球的一致性。”

全球监管机构的关注重点转向系统风险的降低，现在考虑的是是否应该在每个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风险委员会任命一位首席风险官。詹·戴利认为安永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提供舞弊、技术和其他风险咨询服务。“风险关注现在确实变得非常重要，这对会计行业不是一件坏事，”他说，“这是我们想密切跟踪的方面，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技能对市场很有用。”

詹·戴利是独立监管机构的倡导者，他还担任美国审计质量中心理事会主席一职。他希望更多像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和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IFIAR）的组织能够设立。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是在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倒闭之后建立的。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成员包括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及其他30多家机构。

“安然时代意味着我们鼎盛时期的远去。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重建人们对会计行业的信心。”他说，“尽管从行业自律转向独立监管并不容易，但是我认为这是积极的改变，能够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它能够促进我们改进，人们能够监督我们的行为，随时提出质疑。”

影响公众对会计行业信心的另一个风险是舞弊现象的增加。詹•戴利把这称作“麦道夫时代。”他指出，“再多的监管和关注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舞弊风险”。但是他说会计行业正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搞清楚会计行业应扮演什么角色，审计委员会应该怎么做，管理人员应该怎么做……使投资者更有信心，确保不会出现重大的舞弊。”

全球会计准则的一致性也是极为需要的。但金融危机令制定一体化的全球会计准则工作陷于停顿，特别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夏皮罗（Mary Schapiro）的领导下美国显现出的裹足不前。

詹·戴利作为跨大西洋经济对话（TABD）组织的成员，这一论坛旨在促进美国和欧盟更紧密的联系。詹·戴利帮助推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100多个国家的应用，他支持更高程度的统一性。他说很多公司不愿意在经济萧条时期承担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转换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成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坚信美国最终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得到这一结论都不容易。其中牵涉到很多利益问题。”他说。但是美国认识到自己不是市场唯一的参与者：“我实在想象不到，在未来全世界130个国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时候，而美国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因此我认为国际参与程度非常高，这最终能够促成积极结果的取得。”

 

空中飞人

管理一家世界级的会计师事务所，满足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不是一件易事。作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高领导人，詹·戴利在大西洋两岸各有一个办公室——一个在纽约，另一个在伦敦。然而他的工作要求他到处旅行，以至于他在任何一个城市呆的时间都不长。他说：“我发现每年75%的夜晚，我都在不同的地方”。

最近一次他访问亚洲时，还与香港和北京的客户和监管机构作了会面。

詹·戴利以前可不是这样工作的。他1977年进入安永德克萨斯休斯顿办事处的审计部门，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一直晋升到安永的最高职务，在此期间他几乎一直都在美国工作。但是他说，他希望以前有时间在国外工作，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我的客户在全球都有业务，因此我有在全世界跟着他们到处跑的经历，但还是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只呆一天的话，不会了解当地文化的精髓。回想起来，我很希望自己当初能够去其他地方工作，我也建议年轻人调到国外某地工作一段时间。我的职业生涯最后还比较不错，没有毁掉我。”他说着大笑起来，但是他期望安永未来的业务领导人有更多的世界各地工作经历。

2002年是詹·戴利任职安永全球CEO的第二年。当年安然丑闻爆发，最终导致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倒闭。安永将这一危机转化为契机，吸收了安达信在全球三分之二的业务。这也是詹·戴利令人称道的成就之一。

“我当时非常积极地推进这些进程。我们本就是一个很大的团队。这使安永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实力更强。很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了我们。”他说。这一行动促使安永重新重视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而追求增长曾是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重点。他回忆说：“我们发现作为会计行业和会计公司并不总能处于最佳的运作状态”。

尽管詹·戴利在同一家公司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但是他非常喜欢丰富的工作内容，因为他能够每三年到五年在不同的岗位进行轮换。“当我被邀请担任首席执行官这一职务时，我就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还在这家公司？’我就回想起在我职业生涯的一些时刻，当时我曾可能觉得厌倦了，想离开安永，但最后我又留下下来，做了不同的工作。”他说，“这能使你不断成长、学习，保持你的激情。”

詹·戴利在要求严格的会计行业工作了30多年，仍然认为在工作与“跟安永毫无关系的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之间进行平衡是最艰难的挑战。

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在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审计员时，他信心满满，一心想要获得成功。一天他的妻子问他能不能带他们两岁的儿子去参加宝贝体操班。“我说，‘这个主意真棒，是什么时间？’她说，‘每个周三的八点，持续八周。’当时正是一年最忙的时期。我就说，‘这个时间对于两岁的小孩是不是太晚了，还得熬夜？’她回答说，‘是早上，你可真笨’。我说，‘好吧，这很重要。’”然后我就去跟我的合伙人谈。

“这能反映出一件事，我们的行业给了我们灵活性，这要求我们在机构设置上能够让大家利用这一灵活性。”他说。

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当大批女性经理职位的人员离职加入私人企业时，安永开始探索灵活工作安排。詹·戴利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经营问题。我们与女职员进行谈话，建立性别中心小组，发现了灵活性是问题的关键。”

“保持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至关重要。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点——为员工提供灵活度，使他们不仅在工作，而且在广义的生活中取得成功。” 詹·戴利说。随着安永美国办事处员工人数的增加，审计团队做好工作安排，满足各自的个人需要，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是我们所希望的。

“有人说，‘要知道，我家里还有个小孩要照顾’—我当时就是这样。其他人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母。’还有人说，‘我要参加马拉松比赛，需要时间训练。’我们是一个团队，可以相互支持，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他说。

对于詹·戴利来说，他和他的妻子已经习惯了空中飞人的生活方式。她喜欢跟他飞到伦敦，在那里呆一段时间。“要是我们的儿子还小的话，是没法这样的。现在，我们是空巢家庭了。”他说，“我们这种全球的生活方式对很多人来说不寻常，但我们已经习惯了。”

 

履历

1955年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1977年    在德克萨斯休斯顿加入安永

1978年    获得德克萨斯莱斯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

1987年成为安永合伙人

1998年被任命为安永纽约大都会区管理合伙人

2000年成为安永副主席

2001年    俄罗斯外国投资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2001年    成为安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07年          被任命为美国审计质量中心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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