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十大模式风险与对策
2009-03-17 02:04
来源:《投资家》杂志
近年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抄底”多以失败告终,这确实是事实,但这不是“走出去”的错,而是涉及抄底的对象、时机问题。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新表现形式,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必须实施的战略。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和中国崛起的大环境都密切相关。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就达到企业国际化阶段。我们现在是人均3000美元GDP,从国民经济层面来说,走出去时机已经成熟。从各国国际化进程看,上世纪50年代欧美企业走出去,60年代日本企业走出去,七八十年代,韩国、东南亚一些企业走出去,到了90年代特别是到了21世纪,我觉得中国企业也必须走出去。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可能永远只将外企“引进来”,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却不“走出去”,更不能把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在那里贬值。因此,我觉得当前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
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大模式
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形式多样,但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总结出十大模式。
第一,海尔安营扎寨模式。
这种模式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直接建立和推广自己的品牌,树立当地企业形象,以便更好更多地销售自己在当地和中国所生产的产品,避免更多的关税壁垒等。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回避关税,容易获得所在国消费者的信任和欢迎,提高销售率,缺点是成本较高。
第二,TCL品牌共享模式。
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将自己在国际上不知名的品牌和国际上知名的品牌结合,带动国内产品走出去,如TCL和德国斯耐德,特别是和法国汤姆逊及阿尔卡特等品牌的结合,以期带动TCL产品的出口,也带动TCL品牌的提升。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最终推出自己的品牌。
第三,联想借船出海模式。
联想模式是以小博大,其核心是借船出海。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使联想一跃跨入世界500强行列,虽然借IBM的品牌只有5年的使用期,但联想获得了IBM在国际上成熟的团队和销售渠道。这种蛇吞象的模式,最大的挑战是两个公司文化的融合和国际人才的使用。
第四,华为技术领先,农村包围城市模式。
华为走出了一条技术导向的国际化道路。华为注重建立和开发自己的技术体系,有明确的国际市场目标,先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后大力出击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自己品牌的拳头产品和优势。目前,国际市场已占到华为公司销售额的50%以上。其模式的挑战性是如何更进一步的技术创新而又避免知识产权纠纷。
第五,长虹产品代理模式。
从形式上看,这是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种主要模式。国内许多企业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海外的代理。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产品出口有现成的渠道,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缺陷是企业自有品牌不突出,过于依赖海外代理,有收不回货款的风险。
第六,中石油(10.61,-0.01,-0.09%)、中海油资源互补模式。
中国目前需要“走出去”寻找新的资源来支撑国内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一般是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为主,一般投资额较大,其挑战是如何加强可行性研究,加强监管,如何避免决策失误。
第七,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借鸡生蛋模式。
到海外上市,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一种更有效的新方式,不仅靠“走出去”借助国外市场带回了新的资金,也带回了更加规范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第八,温州星火燎原模式。
借用这种模式走出去的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和家族型企业。这种模式有着非常强大的灵活性和活力,具有中国特色,值得鼓励。挑战是如何加强行业协调,深化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强化有序管理,避免像西班牙烧鞋事件的发生。
第九,海外战略股权并购模式。
如中投公司投资黑石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工行投资南非标准银行,国开行投资巴克莱银行,中国平安(36.29,0.33,0.92%)投资富通集团等。这种模式是战略投资,不一定参加管理,可以使双方合作关系提升,获得股份增值的空间等。缺点是往往风险很大,而且是一种长线投资,很多年后才能看到效果。
第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模式。
这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模式,主要是到海外更大的市场去承揽工程,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企业的成本比较优势。中国政府对这种模式比较重视,也培养出了一批在国际上能排得上名的中国跨国承包公司。这种模式可以组织劳务出口。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的资源大国,在向海外派劳务人员、海员、护士、研修生、厨师甚至家政服务人员方面,中国都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十大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也在世界市场上改写了“中国制造”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风险在所难免,对此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重视。归结起来,走出去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政治风险。
比如,2007年4月1日,俄罗斯全面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贸易的法律正式生效,致使近20万华商受到影响。这种政治风险是单个企业难以抗拒的。
第二,环境风险。
长期以来,部分国内企业环保意识较为淡漠,如果在海外仍不注意,容易在所在国家引起环境纠纷。
第三,劳工问题。
近年来,在海外的中国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一方面我方企业劳工权益保护意识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当劳资纠纷发生时,当地政府往往更多从工人利益出发,给企业处理此类问题带来了难度。我国上海汽车(8.86,-0.02,-0.23%)并购韩国双龙,就因为工会的强硬干扰而使合资企业险些走入死境。
第四,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特别是技术标准的困扰。
标准本来是一个公开的概念,专利是一个私有的、独占的概念。发达国家往往先制定一个标准,发展中国家必须按这个游戏规则办,这个标准因此变成专利,实际上阻碍了自由贸易。要反制这类标准,不是靠企业自身能做得到的,需要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中国商务部在WTO谈判当中,已经提交了这个议题。
第五,中国很多企业家缺乏创新的意识。
第六,中国企业的品牌与质量意识淡薄,不仅是产品,还包括包装。
第七,制度性的因素的制约。比如在体制上的制约,包括人事、薪酬、审批的手续、外汇的管理等等。
第八,反倾销等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贸易摩擦。这些摩擦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屡屡受阻。
第九,没有既符合企业实际又适应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商业模式。
第十,缺乏大量的国际化经营人才,无法适应国际规范的管理机制与运营模式。
化解海外投资风险的十大对策
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了种种困难,要化解这些困难,除了企业自己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根据这么多年来的观察思考,我觉得在实际中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在各大中心城市设立中国企业走出去咨询中心。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发现加拿大各个城市都有加拿大企业走出去的咨询中心。改革开放30年,我们建立了很多招商引资中心,现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能不能由商务部牵头,在各大城市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咨询中心,为那些走出去的企业做一些服务。
第二,提前对投资国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详细、严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每一个企业对自己是否走出去,一定要有清醒的目的,作出一个商业判断,而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来一个政治运动走出去,这样走出去,十个有九个会败阵回来。
第三,吃透国家参与签订的各种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在企业投资发生风险后,积极寻求国家主管部门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帮助。
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像一个孩子远走高飞,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更需要母亲的关爱,更需要国家的关爱。政府应积极和国外签订投资保护协议,多签订一些保护公民的领事条约;中国企业的员工在国外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第四,利用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力量,为企业“走出去”增设保障。
以往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的多为外贸企业,实际上这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样也可作为生产性企业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的“防火墙”。
第五,创新金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海外抄底。
现在去海外抄底有很好的时机,政府甚至可以成立一个有国际资本参与或参股的中国海外联合收购基金,把国际上有名的PE也吸引进来,利用“外资”去收购合适的“外资”。另外,政府应该帮助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海外抄底”。许多优秀的民营企业甚至比国企经营更务实、策略更灵活、更富有效率,但却不像国企那样拥有雄厚的资金保障。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出台政策,让民营企业可以用房产、企业资产等做抵押,获得资金进行海外并购和投资,并在税收和人才招聘上提供方便。
第六,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及反倾销困扰。
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政府为本国企业说话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我们中国的政府官员,也要有这种精神,在海外就要为中国的企业说话。在反倾销及知识产权问题上,做得不对的我们改,但如果是对方滥用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来,不能让我们的企业吃哑巴亏。
第七,以市场换市场,戴着洋帽子走出去。
以前跨国公司进中国,我们是以市场换技术。现在,我们应该以市场换市场,如果你进来占用中国市场,那么,我同时也能够到你国内的市场去。出去时可以组建一个联合企业,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这样走出去,政治的敏感度也小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戴着洋帽子走出去,会慢慢淡化国外的一些政治偏见。
第八,善于选拔使用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所在国本土人才。
如果我们真正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外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环境的人才,我们企业走出去就会顺利得多。但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也要借助于外力,也就是我们应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的人才为我们服务。
第九,抄海外人才底,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作用。
我们抄底海外企业时,还需要抄底那些能在当地经营这些企业的人才。现在华尔街大量人才失业,中间有很多是华裔人才和中国留学生,这是中国吸纳高端国际化人才的好机会。我们应借金融危机吸纳国际上一流的经营人才、投资人才。
第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回报当地社会。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不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特别是不善于处理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要注意与当地社区搞好关系,注意保护环境,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这样就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顺利实现本土化生存发展。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创始会长。曾在欧美留学,获MBA学位,并继续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后又在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商学院研究进修。历任过中国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官员,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驻香港首席商务经济参赞,全球最大工程咨询公司之一SNC-Lavalin国际公司董事经理和世界第三大项目管理公司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还做过GE、西门子、ABB、三菱、阿尔斯通等多家跨国公司顾问。(文/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创始会长王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