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澍：思想创新精神造就会计大师

来源：中国会计报   2013-11-29

“我对自己评价，叫做名不副实。当然，在健在的老一辈会计学者中，我是比较老的，跟我同辈的现在都先后凋零了。实际上，我感到我也没有做什么工作。”面对晚辈，92岁高寿的葛家澍老先生这样谦虚地评价自己。

尽管他并不以自己取得的成就为傲，但是，会计学界仍然把“大师”、“泰斗”等称号送给他，而且，鲜有人对这样的称号提出异议。

1945年，24岁的葛家澍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毕业，留校任教。自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葛家澍在会计领域中辛勤耕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提出的会计对象“资金运动论”、会计本质“信息系统论”，从当年的“另类学说”已成为如今中国会计学界的主流学派。他始终坚持会计的“无阶级性”，1978年发表的《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为借贷记账法在中国会计界的广泛采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的研究，为会计学的“西学东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因为他“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更因为他始终坚持自由创新的学术思想。他的会计思想和观念被会计学界，也被国家教委誉为“独树一帜”。

不学“苏联老大哥”，首提“资金运动论”

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会计界开始了社会主义会计对象与方法问题的大讨论。这对于建国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会计理论成为当时国内会计学界的主流，各大高校都改用苏联的会计教材。

当时，葛家澍正在教授会计原理课。他对苏联关于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提法太抽象、太大，没有描述出会计的整个环境。“在苏联的会计对象中是没有主体的。它是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个主体是整个社会。能够把会计的主体描写为整个社会吗？我们有没有整个社会的会计，我们能不能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主体来研究它的收入、费用，研究它的配比，最后研究它的经营成果？应该没有吧。它的主体总是具体的，是根据国家的委托或者是用其他的形式创办的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它的主体总是一个企业，只有企业最后才能有收入、费用以及收入费用的配比。”另外，葛家澍还认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这种表述也没有办法表现出会计最重要的特点：用数字和文字，特别是用货币表述。尽管这是个方法特点，但是这个方法特点非常重要，它影响着对象特点。没有一门科学，像会计这样一棍子地用货币进行数量表现。这实际上就已经把它的环境描写出来了，就是凡是不能一棍子地用货币数量表现的，就不是会计的范围。”葛家澍和他的同事们，包括余绪缨、黄道标等，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先把会计对象搞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编一本跟苏联不完全相同的会计原理教材。为此，他们举办了“新会计研究会”。研究会的第一个成果是一篇试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几经修改，最后把会计核算的对象定位为“资金运动”。

参与会计教材编写，推动会计“无阶级性”

上世纪60年代初，财政部也意识到了照搬苏联的局限性，组织了包括葛家澍在内的会计专家来写一本联系中国实际的会计原理教材。

在编写教材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而会计的对象是其中讨论很激烈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提法，一种是仍然保持苏联的提法——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另一种提法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与资金运动，或者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在企业中进行的资金运动。这两种意见当中，赞成第一种意见的人占多数，赞成第二种意见的基本上就葛家澍一个人。

“我觉得还是我应该让步，在当时，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进一步论证。所以我提出是不是两种功能同时表述，第一种意见算是主流派，用大字表述，第二种意见就是我那个意见，是少数派，用小字表述。”葛家澍的意见被采纳。

在财政部组织编写的这本教材中，对于会计的性质也有新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会计既有阶级性，又有各个社会共同采用的性质，这不叫技术性，而叫做社会性。

与此同时，葛家澍也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会计学基础。在为此召开的一个讨论会上，会计专家们针对会计究竟有无阶级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专家都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可用，无产阶级也可用，是个中性的东西。因此，由教育部编写的这本教材比财政部组织编写的那本教材走得更远，其明确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

“拨乱反正”，为“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

1978年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觉得在会计界也应该有这个问题。尽管全国都在讨论如何实事求是地检讨我们过去的一些‘两个凡是’的影响，但是会计界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个人写这方面的东西。”经过认真反思，葛家澍选择受打击最大也最通俗易懂的借贷记账法为主题，写了轰动会计学界的“必须为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因为在这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1960年代刚刚改革的增减记账法才是中国的记账法。葛家澍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

“记账方法怎么能分中国的跟西方的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记账工具。”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会计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郭森麒写信给葛家澍说，这是会计界“两个凡是”的讨论。他更盛赞这篇文章是“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第一炮”。此后，再谈到会计属性，业界都不再提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了。

汲取西方先进理念，创造性提出“信息系统论”

1983年，葛家澍在《会计研究》上发表“关于会计定义的探讨”一文，提出“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这是葛家澍在吸收西方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以及同辈学者如余绪缨等的相似理论基础上，开创性地将西方会计的“信息系统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创造性地提出会计具有“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本质特征。

这一提法在业界激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当时会计学界关于会计本质的问题，占主流思想的是以杨纪琬、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但“信息系统论”的提出引发了业界对会计本质的再思考，有不少人也开始赞同“信息系统论”，从而使“信息系统论”渐渐成为和“管理活动论”并驾齐驱的主流观点。以葛家澍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被称为“南派”，而以杨纪琬、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则被成为“北派”。

“这篇文章我并没有想引起争论。我只是想说明，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是企业投资人、债权人等所需要的确实有用的信息，所以它又是一个服务活动。它本身归根到底还是个管理工具，但是它本身不是一项管理活动。”谈起当年的北派南派的论战，葛家澍轻松愉快地笑了。他和杨纪琬、阎达五这些会计学界元老们虽私交甚好，但在某个讨论会上却会为了诸如会计本质这样的问题争论好几天，争论得面红耳赤。

研究美国会计准则框架，质疑公允价值和实证研究

上世纪90年代，葛家澍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美国会计准则概念框架的研究中。

“研究会计准则总的概念框架，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会计准则比较具体，是对某一项经济活动、经济应用或者事项做出的具体规定。而为什么这样改，为什么这样做，是在概念框架里讲。因此我就想，要研究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必须追根到底研究它的概念框架，看看它对财务会计中所用到的各种概念是怎么解释的。”70多岁，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是颐养天年的年龄了。但葛家澍仍醉心于会计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一系列关于西方会计概念框架的论文，如《基本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关于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重新思考》等。这些论文受到会计界以及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接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现在会计学界比较流行的实证研究，葛家澍认为，“实证会计是研究一种现象存在的理由，但它有一点不去研究的就是‘应当如何’，认为这是不屑研究的。我觉得一门科学如果不去研究‘应当如何’，那要这门科学干什么？”尽管如此，葛家澍却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去研究实证会计。

“走了这么长的路，如果说后悔，那就是我没有早一点研究实证会计。我应该去研究实证会计。这是我的缺陷，不管怎么样你总少一条腿。”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但他取得的丰硕成果已经足以令同辈和晚辈学人敬仰。他无愧于“一代会计大师”、“会计学泰斗”这样的称号。